走向革命的“宅門逆子”文學形象研究

來源: www.cdduwq.com.cn 作者:vicky 發布時間:2019-10-09 論文字數:28577字
論文編號: sb2019091214570727786 論文語言:中文 論文類型:碩士畢業論文
本文是一篇文學論文,本文以家族叛逆者中踏上現代革命道路的“宅門逆子”為研究對象,立足符合有關定義的家族及革命歷史小說,從文本和文學史角度系統地研究其在 20世紀中國現代革命中
本文是一篇文學論文,本文主要采用歷史文獻法、文本細讀法和比較法三種進行研究和論述。首先,通過查閱相關專著和文獻,梳理既有的逆子、家族、革命等文學主題的學術成果,把握其與本文論述的“宅門逆子”群像共有的發展脈絡和承前啟后的邏輯,從而形成連貫的研究。然后細讀涉及本文主題的有關文學作品,提煉不同時期作品中的同類形象,進而推動本文中心論點的形成。最后,從共時和歷時兩個角度對走向革命的“宅門逆子”形象進行分析;同時與從反封建的叛逆者、知識分子革命者等角度解讀形象的文學作品進行比較,豐富本文論述主題。

一、叛逆之起:“同歸殊途”地奔赴革命

(一)時代感召:理想、信仰與家國情懷
革命是推動社會進程的方式之一,“宅門逆子”奔赴革命與 20 世紀中國客觀的社會環境有著密切關系。他們選擇革命,是為了幫助國家和民族擺脫外來侵略,爭取民族獨立、走向現代化和追求幸福生活。從選擇到堅持,體現了“救亡”壓倒“啟蒙”的轉變,逆子們付諸于實踐并持之以恒。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提出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被后來的梁啟超濃縮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暗合了古來有識之士于國家民族的責任感與使命感。這份情感一直以一種集體無意識存在與民族血液中,在 20 世紀初國家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下,集聚成對“救亡”的呼吁和奔走。
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一直擁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以同盟會為前身的國民黨信奉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卻未在掌權后宣揚和發展自身的思想文化(國民黨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的精神資源,并在革命實踐中不斷豐富其理論體系。同時,有的放矢地普及和宣傳,率先以文學為武器的覺悟和做法比國民黨更有先見之明,而這也是“革命文學”最初指的是“無產階級文學”的歷史原因。
在革命的不同時期,作家在塑造為了理想和信仰一心革命的“宅門逆子”形象有著各自的目的和指向。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盡管“革命信仰”在早期的革命文學中既已存在,如陽翰笙小說《女囚》、創造社與太陽社諸多理論文章等都透出強調革命信仰存在和意義的痕跡,但少有對革命者的理想信仰的詳細描述。本文研究的“宅門逆子”的有關作品,發表于 1949 年之前的僅有蔣光慈《咆哮了的土地》一部。礙于時代和作者的局限,李杰復雜的心理歷程中沒有直接涉及有關革命理想和信仰的內容;他對家的仇恨和背叛,更主要是戀人身死的緣故。而現代家族叛逆者研究繞不開的高覺慧和蔣純祖,一個是充滿“五四”氣質的愛國青年,一個是尋找精神家園的流浪者。他們并沒有真正投入到革命的大潮中,也不曾與家族徹底決裂。覺慧和蔣純祖可看作是“宅門逆子”的“前輩”,雖有愛國救亡的意識,卻未明確自身的政治信仰和理想。這一現象的產生,和曠日持久的戰爭不無關系。動蕩的時局沒有給人充分思考的時間和余地,“救亡”的急迫足以成為驅動青年們離開安逸家園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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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浪漫回聲:婚戀自由的向往與追求
從“五四”吹響追求個性解放的號角開始,爭取婚戀自由即是青年人向傳統舊家庭發出抗議的內容之一。“個體從傳統的舊家庭的出走。其原因并非經濟或政治,多數是婚姻自主問題。”①胡適在《終身大事》中塑造的反抗父母之命、門戶之見并追求婚姻自主的新女性形象,令易卜生的“娜拉出走”命題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而“宅門逆子”們用實際行動回答了魯迅先生提出的“娜拉出走后怎樣”的問題——奔赴革命,用革命實現個人理想,為國家民族進步奉獻自身。
偉大的目標總是容易淹沒微小的初衷。在革命的“光環”之下,選擇參加革命的青年人仿佛都必然懷著崇高的信念。加之左翼文學倡導的“文學服務于政治”的激進思想約束著作家在創作時遵循一種先行的、既定的價值軌道,使他們在敘述革命者的革命動機時產生了觀念和表達上的錯位。20 世紀 20 年代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革命和戀愛的“試驗”中,青年革命者走向革命的緣由夾帶著非革命的因素。1928 至 1930 年間,“革命的浪漫蒂克”是早期革命文學(也稱“普羅文學”)的顯著特征之一,其精髓則是蔣光慈開創的“革命+戀愛”公式。他在代表作《野祭》中,把革命者的情感認同建立在革命者對革命事業的共同追求基礎上。這反映了蔣光慈對革命文學口號的積極響應,即愛情作為個體的情感應結合時代的發展需要——為更崇高的革命讓位。到了《沖出云圍的月亮》,他進一步通過文本將“革命”與“戀愛”糅合在一起,傳達唯有革命才能獲得真正的愛情的主題。
今天人們提到現代文學中早期的逆子形象,總是離不開對高覺慧、祁瑞全和蔣純祖等人的探討。但蔣光慈在《咆哮了的土地》中塑造的“宅門逆子”李杰,實際是后來諸多逆子形象的基礎范式。嚴格來說,這部作品不同于蔣光慈以往鮮明的浪漫主義風格,是一部以農村武裝斗爭為題材和主要內容的作品,但其中依然保留了“革命與戀愛”模式的內容。李杰與蔣光慈以往創造的青年知識分子形象有所不同,他出身于地主家庭,是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討伐的對象之一。李杰形象的建構,表明階級話語開始滲透到文學當中。蔣光慈試圖以意識形態的力量來引導人們走向“正確的革命道路”,但又“習慣性地”借助婚戀自由問題引出家庭和逆子之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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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之途:艱難的身份認同

(一)革命前:融入到群眾中去
“宅門逆子”家庭出身的特殊性一開始就注定他們必須獲得無產階級革命主體,也即工農大眾的認同。只有這樣,他們才會被納入革命同僚的陣營。丁玲在《田家沖》中敘述地主家庭的三小姐回鄉發動革命,卻因出身而遭到貧苦農民們的冷遇,直到她完成了“農民化的身份轉換”③后,才得以完成傳播革命思想的目標。
與工農大眾“共情”有助于“宅門逆子”獲得前者精神上的認同感。對工農大眾而言,地主是剝削階級的代表,是勞動人民的敵人;對“宅門逆子”而言,他們自身可能是地主階級,他們的父親和家族更是被窮人所恨的反派。因此,激起他們對家族和階級的仇恨情緒是走向群眾的第一步。《咆哮了的土地》中,李杰的戀人王蘭姑因他父親的干涉而不幸身死,造就了李杰的“仇恨之源”;《青春之歌》和《紅旗譜》則共用一套情節設計:“地主父親+貧農(或身份卑微的)母親”的結構,促使林道靜和張嘉慶親情的離場。在母親凄慘的處境中,他們對地主階級的罪惡感同身受。雙重的血緣也使他們“近距離”感受工農群眾的階級仇恨,進而向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身份更進一步。
“宅門逆子”需要舍棄原生家庭的生活習慣,身體力行地融入到工農群眾的生活中,讓他們切切實實地感受到本是階級敵人的革命誠意。在《咆哮了的土地》中,李杰回鄉的目的在于發動土地革命,反抗以他的地主父親為象征的“黑暗的生活”和“大部分的罪惡”。在礦工張進德質疑李杰的革命意圖時,他誠懇地敘述了自己與家庭決裂、進入革命軍和回來后的打算;和張進德在農民吳長興家中吃飯時,他努力去適應粗劣的食物和不潔的環境。李杰意識到,想要獲得信任,必須讓他人看到自己舍棄“李大少爺”身份的決心。盡管如此,剛開始他只能做到“勉力著吞食下去”,所以對難以下咽的實感自責不已:
為什么張進德能吃得下去,你就不能吃下去?你這樣能站在立在他們的對屋里嗎?你這次回來是干什么的?你這種大少爺的樣子,能夠使農民們相信你嗎?不,你這小子還是去當你的大少爺吧,你不配做一個革命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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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時:在家族與革命間抉擇
叛逆者的離家出走并不等同于與家族徹底斬斷關系。一方面,他們并未斷絕與家的經濟往來,“宅門逆子”還會利用家族的地位助力革命事業。《財主底兒女們》中,蔣少祖出走后從不拒絕來自家中姐妹的金錢援助,甚至享受著這份“若即若離”的自由;《家族》中的寧珂,多次利用家族的聲望營救革命黨人。另一方面,家族的財富能夠轉換為“宅門逆子”革命的一種原始資本。例如《紅旗譜》《內奸》《橡樹路》等作品中均有“宅門逆子”“劫家族而濟革命”的情節。此外,即便一部分“宅門逆子”堅定地走上革命道路,他們還要面對來自革命集體對自身靈魂的拷問。
1.毫不猶豫地舍棄
50 至 70 年代間的革命歷史敘事中,“宅門逆子”呈現出精神上的“無家”狀態。尤其是身處共產黨隊伍中的革命者,克服一切個人的情感是他們“必備”的精神品質,否則只會被歸為“小資產階級情感”而受到批判。于是革命經典中的家族叛逆者,要么是林道靜式的竭力剔除原生家庭痕跡的改造者,要么是劉思揚、張嘉慶式的相對“成熟”的革命者。他們身上幾乎不存在任何有關“家”的痕跡,“家”于他們而言是已經毫不猶豫舍棄的“舊世界”。盡管如此,“宅門逆子”仍然需要用更多的實際行動換取穩固的信任和認同。
大義滅親的承諾和舉動是傳統革命小說中“宅門逆子”自我證明的常見方式。這也進一步表明,他們獲得“合法身份”的有效途徑是在“家”與“革命”兩者間選擇一方。《內奸》中財主家的少爺嚴家駒(后為革命改名為嚴赤)帶頭“共”自家田產,《橡樹路》里方家老二的抄家弒兄、以及《忠臣逆子》中“我爸爸”燒毀自家地契并將財產充公等情節,無一不展現“宅門逆子”棄家而選擇革命之心。這并非因《內奸》和《橡樹路》作為“文革”之后的作品存在過度放大“宅門逆子”自證的嫌疑,因為即使在“十七年”時的革命經典《紅旗譜》中,自小在黨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張嘉慶與其他“宅門逆子”相比看上去“略占優勢”,也依舊繞不開這一“必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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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象之隱:傳統革命敘事的附庸........................................ 25
(一)“人”的失落:被“規范”的革命者.........................................26
(二)“服從”歷史:死亡結局的“命定”設置......................................28
四、全景之現:浮出地表的個人、家族與革命........................... 32
(一)重述家族文化.....................................33
1.“掘墓人”和“精神廢墟”..................................33
2.走向認同的終點...................................34

四、全景之現:浮出地表的個人、家族與革命

(一)重述家族文化
家族文化主要包括調整家族成員之間相互關系的倫理道德規范,家族成員的行為規范,家族成員的家族觀念及其對自身、社會與家族關系的認識。①其價值在 20 世紀的中國文學史上經歷了一番起落沉浮。“五四”時期,“家”是舊制度、舊文化的象征。封建禮教對人的戕害、陳腐的宗法制度對國家的阻礙要求個體從“家”的牢籠中掙脫去謀求生路,家族文化的弊端也被無限放大。從三四十年代直至建國后的 30 年,共產黨信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人們提供了一套取代“家族”和“個人”的可靠話語——“階級”“集體”成為了新的意識形態,逐漸滲透到文學的寫作中。在此期間,家族只能遮遮掩掩的站在革命歷史的身后,服務于政治既定的目標。“十七年”的經典小說《紅旗譜》《三家巷》等作品中有關家族的內容,不過是為了“使現代性——歷史得以在傳統中自然地生長起來”②。家族自身不再擁有獨立的文化內涵,其興衰榮辱與家族成員個人成長和革命歷史三位一體,抵達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強化。這種畸形的發展在“文革”時期達到了巔峰,最終給國家現代化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也給民族帶去了巨大的精神創傷。80 年代之后,人們在回望歷史時發現,家族情結一直埋藏在中華民族的記憶深處。家族的故事和文化,依舊能作為人們精神棲居的重要場所,也是延續民族國家記憶的載體。
再度興起的家族敘事,給予人們重新思考家族文化價值的機會,家族與“宅門逆子”的關系以其指代的“家”與“人”也再一次得到作家的關注和重視。不僅如此,在多元文化思潮的引領下,對于“宅門逆子”身份認同的問題,李銳、陳忠實等作家也在作品中給出了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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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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